与之相伴，企业债券融资大幅下滑。

怎么样去处理？比如大家都认为不应该刚性兑付，但压力来了以后不得不刚性兑付，你怎么解这个死扣儿，这显然是个系统性改造的问题，不是央财这两个部门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同样也不是各层的金融监管机构自己想做好工作，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能解决好的问题，一定是个配套改革命题。前面说了两个层次，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原理上说这两个层次不能颠倒，不能反过来先讲规范中发展，但实际工作中确实可能又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

这是我说的第二层次的学理上的一些粗线条认识看法，一言以蔽之是在讲完全竞争框架下认识和掌握发展与风控的复杂性。我们特别推崇的一个认识，叫守正出奇，政策性金融体系首先得对接市场，必须充分尊重、适应市场的规律和力量，这是守正。当看到有八九不离十看准了的风险，应该说有一定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出手来控制。如果金融越来越自我循环式的虚化了，那么就偏离了在原理上和实际生活需要上所说的这个主轴。那时没有别的更多可区别对待的地方，是让它发展还是不让它发展，其实就是当时讨论的核心问题。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我认为需要把讨论金融监管的认识框架和我们现在探索的新供给经济学的一个认识框架结合在一起。任何商业模式都可以分解为资本型增长（创业）和现金流型增长（运营）两个阶段（赵燕菁，2018）。

同理，如果我们对房地产征税，中国的流动性也会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市场估值越高，生成的资本就越便宜（利息越低）。凡是不能通过否证性检验的理论，都不值得存在。承不承认货币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是拙文和主流经济学派深层的理论分歧。

根据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中国利率自古以来就高于外国。现在甚嚣尘上的财产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政策。

我把这一思路拓展为货币数量的相对规模假说。特别是在高资本门槛（所谓烧钱）的行业，中国的表现尤其突出。结果不仅是没有和美国贸易战的本钱，甚至连资本市场本身也会变成美元资本狩猎的牧场。据此他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已经迈入成功国家之列了。

捅破泡沫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促成问题。反映的是货币供不应求的程度，是货币供需关系的晴雨表。美国国债收益率低，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信用好，流动性好。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断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拼命要中国切断政府资本与企业间的联系。

彭文所举的民国法币的例子，就是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依靠政府信用，无需任何准备成功发钞的实践：国民党发行法币的时候，信用准备本来就不充足，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发行，就更谈不上什么信用准备的问题。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比美国股市低，意味着美国股市资本比中国股市更便宜。

明朝从1368年至1572年两百年间铸币总额也才400万至600万。如果交易扩大，需要的货币也就越多，就需要从实物财富中拿出更多一般等价物作抵押发行货币。

无论费雪还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都没有这种货币持久不足的思想，而将货币混同于纸币是一个重要原因。同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相比，中国企业之所以远远落后于美国企业，就在于中国羸弱的资本市场迫使中国只能通过银行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决定了明朝只能依赖非货币的计划经济维持基本的社会分工。（博尔顿和黄海洲，2017）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如何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避免了大规模对外举债的？答案只有一个——房地产。彭文想当然地认为正是房地产抽干了货币，导致货币大量流向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而实体经济，主要是民营中小微企业严重失血。古罗马法定最高利率为一分二厘。

川普的逻辑很清楚，加关税会缩小中国顺差，结汇生成的货币随之减少（相当于民国白银流出中国）。这实际上是想用二维的单位度量三位的物体——为了比较市场的广度却把深度给过滤掉了。

在这背后，高贴现率的资本市场（主要是房地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低利息的货币环境，产业的升级迭代才会加快。

我之于经济学更多地是一个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脚注 [1]文中所用货币皆指一般等价物，是不同于纸币的两个概念。因此，这种货币的统一不仅没有带来红利，利息反而飙升到200%。而明朝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流入，和改革开放贸易顺差带来美元的流入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都带来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大繁荣。经济的竞技场上，没有谁可以定义那种玩法更标准。

为增加市场流动性，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在这方面，中国不仅不是比较超前而是远远落后

实际上，这两种趋势都是由货币不足同一原因所致——且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创业阶段的主要困难，就在于获得启动商业模式所需要的原始资本Ro。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因汉朝厚葬习俗导致货币减少，加上停止铸币，年利率上升到1倍以上，月利率在6分以上。政府不仅开始重新铸钱，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绢帛也被用来充当货币。

彭文提到创造了纸币的宋朝，恰是中国历史上铸钱的顶峰。八、房地产摧毁了实体经济吗？ 在提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办法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贴现率一定是不好的吗？尽管泡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用来对经济做负面描述的概念，但一个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就是经济越虚拟化的地方，创新、创业、研发这些高风险的商业活动就越活跃。彭文的反驳：这些年中国房价上升很快，中国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下降了吗？比美国市场的利率低了吗？没有吧。其实正是彭波所说的近乎一致的观点，暴露出专业学者们对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解，远不如企业家川普来的清楚。

从约翰·劳在法国、汉密尔顿在美国发行的基于信用的货币，再到英格兰银行债券、美国银行券的流通，经历了无数危机、破产甚至大萧条，以信用为准备的货币不断在丰富着人类的货币实践和认知。参考文献： 1. 陈元：货币与去杠杆及国际化——伯南克的启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6期。

中国市场上的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于美国的水平之上。顺差也不再重要了，即使货币流失，经济也不会出现萎缩……正是由于货币出现这些历史性的大切换，我们思考货币对经济影响的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历史上，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几乎完全是货币供给的函数。现实中，任何资产都存在一个临界贴现率——信用崩盘前最后一个单位的边际贴现率。